齐云山唐寅碑

《三笑因缘》的弹词，《唐解元一笑姻缘》及《四杰传》的刻画，尤其是《唐伯虎点秋香》中周星驰淋漓尽致的演绎，国人认识了一个风流倜傥，多情且富有才情的唐寅。然而，客观的说，上述作品对于唐寅的塑造带有浓厚的戏说意味，历史上的唐寅虽才华横溢，命运却充满了坎坷，而唐寅之与齐云山的缘分，与此有着或多或少的关联。唐寅与齐云山的相遇虽带有些许悲剧色彩，但唐寅作为一个文化人物与齐云山这座道教文化名山的结合，在中华文化史上不失为一段佳话。唐寅少时“居身屠酤，鼓刀涤血”得到好友文征明的帮助而潜心学习，“欲以功名命世”。但世事难测，及至其青年时，家中屡遭变故，唐寅的父母及其第一任妻子相继过世，家庭变故对于唐寅的打击无疑是巨大的，孰知更大的打击还在其后。家庭的变故让唐寅失去了亲情的呵护，但是在朋友的帮助和鼓励下，他还是重新站了起来，继续年少时的那个“以功名命世”的理想，然正将这个理想要变为现实的时候，唐寅却遇到了让这个理想彻底破灭的科场舞弊案。如果说家庭的变故是自然的、不可预测和抵抗的，而这次的科考舞弊案却夹杂着诸多人为的成分，这个变故对于唐寅的打击无疑是致命的，人生的理想因此破灭不说，还为此被累下狱，人生的不幸一而再的在唐寅身上发生。不幸中的万幸是次年这场舞弊案被查清，唐寅因此被放出牢狱，然而唐寅的人生理想自此也发生了重大的转变。

科场舞弊案被查清之后，唐寅辞吏不就，其回到苏州老家，然此时家中“僮奴据案；夫妻反目；旧有狞狗，当户而噬。反视室中，甂瓯破缺；衣履之外，靡有长物”短短一年的时间，那个熟悉的家却人事全非，面对此情此景，唐寅心中百感交集：“西风鸣枯，萧然羁客；嗟嗟咄咄，计无所出。将春掇桑椹，秋有橡实，余者不迨，则寄口浮屠，日愿一餐，盖不谋其夕也。”曾经的家已不再属于自己，对于生活唐寅已无过多的要求，但是此时唐寅并没有放弃生活。从其所写《与文征明书》中我们可以发现，此时唐寅虽放弃了少时“以功名命世”的理想，却转以“托笔札以自见，……使后世亦知有唐生者。”《左传》谓人有三不朽，即“立德”、“立功”、“立言”，既然唐寅在“立功”上受挫，那退而求“立言”不失为一个很好的选择，这也是中国读书人所常走的路，也是在儒家文化影响下，多数士人的价值取向。虽如此，但是眼前的那个家却勾起唐寅无限的伤痛，此时其作出了一个与中国历史上多数文人一样的决定——出游。出游对于失意的文人来说绝对是一个绝佳的选择，一方面它可以让人暂离尘世间的种种烦恼；另一方面，置身于秀美的山水间可以让人的心情舒展、心胸开阔，因此，中国的文人尤其是失意文人与山水结下了难舍的情缘。明弘治十三年（年），唐寅离开苏州，坐船到达镇江，从镇江到扬州，游览瘦西湖、平山堂等名胜，然后又坐船沿长江过芜湖、九江，到庐山，后又南行入湖南，登岳阳楼，游洞庭湖，继而又南行登南岳衡山，再入福建，闽转浙，游雁荡山、天台山，又渡海去普陀，再沿富春江、新安江上溯，抵达安徽，上黄山与九华山。从这条长长的路线来看，唐寅把中国南方游了个遍，当至安徽时，其旅程已接近尾声，而正当准备返回苏州老家的时候，却登上了齐云山。唐寅游齐云山一方面与齐云山在彼时的极高的知名度有关，另一方面也极可能是受到其恩师程敏政的影响。程敏政即那场科考的主考官，其极为欣赏唐寅的才华，与唐寅交往颇深，程敏政家乡即齐云山所在地休宁，其为齐云山特地写过一篇优美的日记，这些无疑拉近了唐寅与齐云山的距离。不管是事先的安排还是历史的机缘的巧合，唐寅登上了这座道教兴盛的文化之山。关于唐寅如何游览齐云山以及彼时其怀着怎样的心情，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在这次游览齐云山时其留下了一些作品，这些文字不单纯是文学上的创作，更多的是其心情的记录，从这些文字中我们可以发现齐云山这段游历以及齐云山道教特有的文化精神对唐寅的人生尤其是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现伫立于齐云山紫霄崖下玉虚宫西侧的紫霄宫玄帝碑，碑高7.6米，宽1.4米，整座碑以一赑屃承托，在齐云山众碑中碑体最大，气势最为宏伟，因而被称为“齐云山碑中之王”，紫霄宫玄帝碑又称为唐寅碑，这是因为在碑的一面刻着唐寅为玉虚宫落成而撰写的铭文。相传在唐伯虎游齐云山时，正值新玉虚宫落成，唐寅游至玉虚宫前见道长汪泰元倚栏站在雷坛上，俯瞰山下小道，面有难色，一问原来是道长想为玉虚宫立碑，碑铭被没有着落，唐寅有感于道长的良苦用心，自告奋勇提出为玉虚宫撰写碑铭，由此一篇《紫霄宫玄帝碑铭》骈体文，一挥而成。撇开这段佳话不说，仅从碑文来看，唐寅虽历经命运捉弄，但是内心深处仍然根存着浓厚的忠义观念，这篇碑文大致可以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歌颂了玄天大帝，后一部分由神而及人，对明朝的皇帝进行了歌颂，也许有人会说唐寅这是在作秀拍马，企图得到皇帝的重用，这种怀疑是没错的，但是如果从唐寅此后的人生经历来看，其辞去了宁王给他做官的机会，退而结庵于苏州老家过起了隐居的生活，退一步说，即便唐寅想得到皇帝的重用，那他在为一个偏远山间的道观所撰写的碑文中作秀又有什么意义呢？归根到底，原因只有一个，虽然命运屡遭重创，然在儒家伦理观念灌输下的唐寅骨子里存留的依然是浓厚的忠义观念，这也是封建社会大多士子所坚守的，虽然由于种种原因失意与仕途，但是对于国家、君主的忠诚却是矢志不渝的。

如果说《紫霄宫玄帝碑》中仍流露出唐寅矢志不渝的忠君思想，那么在其书写的一幅楹联“水声鸣昼夜，山色永春秋”中，我们可以看出此刻唐寅心路的变化，在经历了命运捉弄，感受到世事变幻后，唐寅在山水的游览中紧锁的心终于开始舒展，开始释然和平静，世间一切都是虚的，功名、利禄，除了这月夜流淌的溪水，以及那长存的景物。从中，唐寅看到了生命轮回中的短暂和永恒，这种心境源自于一种道家的情怀。而这种情怀在唐寅在齐云山留下的那首《齐云岩纵目》的诗中得以彻底的迸发。

《齐云岩纵目》诗云：摇落郊园九月余，秋山今日喜登初。霜林着色皆成画，雁字排空半草书。曲蘖才交情谊厚，孔方是与往来疏。塞翁得失浑无累，胸次悠然觉静虚。虽诗题为《齐云岩纵目》，但明显可以看出这是一首借景言志之作，诗的前两句交待了唐寅游齐云山的时间，是在落叶纷飞的九月，唐寅初次登临齐云山，虽难掩内心的喜悦，但同时也流露出相游恨晚的遗憾，接着诗人描写齐云山的景色，一静一动，相映成趣，继而诗人之思绪由眼前之景转入到人生的思考中，君子之交淡如水，金钱又算得了什么呢？“塞翁得失浑无累，胸次悠然觉静虚”，联想到自己坎坷的前半生，诗人不是抱怨，而是在这些世俗的羁绊中寻找一种释然，一种超越。“得”与“失”往往扰乱世俗之人的内心，而这一切皆源自人无穷的欲望，如果以一颗悠然之心面对世事，那还有什么不能看得开的呢！“静”与“虚”是道家和道教中修身的主要方法，《老子》言“致虚极，守静笃，吾以观复。”“虚”、“静”是一种心境空明宁静的状态，然而因私欲活动与外界的扰动，使得心灵蔽塞不安，所以必须时时做“致虚”、“守静”的工夫，以恢复心灵的清明。唐寅正是领悟到了其中的奥秘，从而使自己沉重的心变得释然、澄明。

唐寅在出游期间内向也许就在思考着一些人生问题，而在齐云山，在道家、道教文化浓厚文化氛围的熏陶下，其一段时间来关于诸多人生问题的思考终于豁然顿悟，这首诗就是很好的证据。齐云山是道家、道教活动的重要场所，唐寅游览齐云山的过程中，齐云山优美的自然风光让他沉醉而忘尘世之烦恼，于此同时，齐云山上道家、道教文化则潜移默化地催化着唐寅的内心。虽然上述推测有些牵强，但是唐寅此后的人生思想轨迹，道家、道教思想一直伴随着他，无论是生活还是创作。如其在这次游历之后，回到故乡结庵于桃坞，过起了以卖画为生的隐居生活。古人言“大隐隐于市，小隐隐于江湖”，唐寅之隐，虽然源于仕途之失意，但同时与道家所提倡的超世的精神又是不谋而合的，这很难说与其在齐云山的游历没有关系。另外，在唐寅后期的很多诗作中都有着道家、道教的思想的痕迹，如其在《百忍歌》中所谓的“忍”，其“忍”并不仅是一种处世态度，同时亦是一种豁达的人生态度；又如其在《警世》中所提倡的“不争”，这同样与道家道教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凡此种种，都说明，道家、道教对唐寅的生活及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道家、道教思想渗透到唐寅的生活与创作中固然与唐寅坎坷的命运有着根本性的联系，但是在那场科考舞弊案后的游历，尤其是在齐云山这座道家、道教文化氛围浓厚的宗教名山经受的精神与心灵的洗礼，即便齐云山没有直接的影响到唐寅，但是在齐云山所接受的道教文化的熏陶定然渗透到其此后的生活和创作中。唐寅与齐云山的相遇或许是历史的偶然，但其背后却彰显出文化对个体潜在的催化。齐云山的道家、道教文化对于唐寅的人生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受此文化的碰撞，激起了唐寅思想的重大转变，而此思想最终转化为文字，又加深了齐云山文化的厚度。由此来看，唐寅与齐云山文化产生的作用是相互的，虽不能说是谁成就了谁，因为二者本不需互捧，但是二者的结合，却使得中华文化中多出一段佳话。